回到梓潼城内，刘羡立刻开始做大刀阔斧的行政调整。
此前之所以选择在梓潼稍作休整，主要还是两个原因。一是剑阁一战后，刘羡需要时间来消化战果。新抓获的俘虏需要安置，新获得的土地也需要安排官员治理，新征辟的士子也需要时间来相互熟悉，这些都需要时间。二来是李离虽然打了一个败仗，但是兵力优势仍然明显，而自己的统治尚不牢固，继续强行进攻，一旦打一个败仗，就可能把此前的战果再吐出来。
但在老君山一行后，刘羡意识到，眼下的巴蜀与自己了解的大相径庭。他身为汉室后裔，当然有自己的优势与声望，可巴蜀的形势，却并不完全顺从于这一点。谁能想到呢？在晋室几十年的放纵之中，天师道的势力竟已膨胀到如此地步，凌驾于蜀地其余所有势力之上了。
先不说天师道到底有多少信徒，就看这些所谓的四十四治。说得好听一些，是天师道的四十四座教区。但说得现实一些，不就是四十四座可以藏兵的坞堡？数量几乎与益州的城池等同，更别说还有其余小型的分治。这些道观建立在深山之中，积蓄有粮食兵器，攻打的难度较一般城池还大，一旦作乱起来，根本不是短时间能够平定的。
但最难办的，还是信仰上的问题。
人世苦难，一个人总是难于面对，故而需要精神上的寄托，也便是信仰。天师道这套精明的种民仙堂末世话术，就是给了这种寄托，让人相信死后会获得快乐，这是全然无法辩论的。这点决定了刘羡无法消灭天师道，只能设法控制天师道。
而就目前来看，刘羡并没有与天师道等同的筹码。若等对方来谈条件的话，自己并不占优势。刘羡由此意识到，时间宝贵，必须要趁天师道做出决定前，尽可能地攻取领地，才可能化被动为主动。
为此，他下定决心，要在最短时间内搭建完新的政治体系。于是他做出如下人事调整决定：
抽调李矩南下巴西，为新任巴西太守，负责巴西郡内的安抚；而改立刘琨为梁州刺史，令其返回汉中，总揽梁州境内的民屯分地事宜；又以杨难敌为梁州都督，处置对北防御及刺探一事；以张光为梓潼太守，转运诸郡粮秣，稳固后勤；另以刘沈为益州刺史，与其余安乐公府幕僚南下，做接手新领土的准备。
对于新得诸县令长的任命，刘羡也迅速完成了筛选。他既任命安乐公府中的旧人，也任命此次新来投诚的巴蜀本地士子。但主要是把握两个原则：一是控制比例，使双方的比重在五五之间，相互平衡；二是为了杜绝串连，以相邻两县之间，县令不得有旧，确保公府的控制。
同时新设三县，既于梓潼郡重设白水县与江油县，加强对巴蜀险要的掌握；又于巴西郡设忠烈县，以此褒奖在本地坚守的汉军。
而对于新得的成都军俘虏，刘羡原本是打算将其分为数部，到新设的诸县中做工，或筑城立墙，或修缮道路，待巴蜀安定之后再遣散为民。但现在既然要大肆进攻，这个举措就不太适宜了。
刘羡思忖之后，只将部分老弱做如此处置。对于其余剩下的丁壮，则打散了直接补充进现有诸军之中。加上此时各地士族提供的人力，若能顺利整编完成，汉中军将由原本的三万五千余众，再次扩张至五万余众。
这其实是个颇为冒险的举措，毕竟按理来说，这些俘虏之中有不少是西夷老卒，对李雄的忠诚度较高，说不好会逃出去，泄露汉中军的情报。但刘羡既然准备进行快攻，也就顾不得许多了。胜利是最好建立认同感的方式，谨慎有时也会错失良机。
刘羡最大的担忧，还是不知道北面关中的情形。他此时几乎把所有的战兵都挪到了梓潼巴西，留在武都及汉中一带布防的，仅剩下三万屯田兵。看上去人数虽多，可战力不足。而此时距离张方率军出关东，也有四五个月了，若是张方在此时结束了在关东的战事，杀个回马枪南下，汉中军是存在被攻破可能的。
因此，刘羡迫切地需要得知北面的情报。他遣使于陈仓的郗鉴，令其即刻拟定一封关于关中近况的呈报。七日后，郗鉴快马送来呈报，向刘羡送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：张方攻破邺城！关东变天了！
这是大概发生在今年二月份的事情。
在元月之时，关东的局面还是无限倾向于司马颖的。随着王衍成功从卢志处分兵，自白马渡河，他以绝对的兵力优势成功击败兖州刺史王粹，继而挺进于陈留浚仪城中。此时他与刘乔、司马楙两军相互呼应，形成了三路夹攻之势，兵锋直指许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祖逖已经被逼入绝境，也许只需再过一个月，等三路兵马汇合于城下，他就可以去黄泉和孙秀、司马越作伴去了。
可令人万万没有料到的是，随着张方的再次入场，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在大部分人看来，刘羡去年在关中闹了那么一通，司马颙又刚刚遇害，这正式要休养生息的时候。张方理智的选择，必然要在关中稳定局面，而后对刘羡进行穷追猛打。可张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选择了尽起关中之兵，仅留三万人留守关中，自率十万军再次东出函谷关，兵锋直指洛阳。
此时的卢志刚刚为王衍所分兵，兵力仅仅能在洛阳固守。而此前急调的各州援兵尚未抵达，他只好向王衍发信求援，而王衍正在争权的关键时刻，哪里会理他？竟然将信件随手闲置，只当没有收到，也就不向卢志支援一兵一卒。
而张方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，当他探知河内防御一片空虚后，当即就做出了卢志最惧怕的选择——他仅留苟晞率万人防守侧翼，自率主力渡河北上，继而放弃一切辎重与粮道，轻兵急进邺城。这一路当真是狂飙突进，洛阳与邺城之间虽相隔八百里，但尽是平原，张方也不是怜惜士卒之人，仅仅花费五日，就抵达邺城城下。
此时邺城中仅剩下两万兵力，还是广平太守丁绍与征北参军邵续所练的新军。司马颖登上城头，见九万西军陈列城下，虎幡如云，可谓是肝胆俱裂。他本打算弃城而走，是丁绍强行劝下了成都王，说卢志事先已经调集了援军，这才勉强没有离开。
但如此仓促情况下，他们无法守大城，只能舍弃主城转守三台，并向卢志、王衍发信求援。张方见状，也没有猛攻三台的意思，入了邺城就开始烧杀抢掠，一如去年在洛阳故事。
面对如此形势，卢志试图再次联络王衍，一同率兵北上。可王衍依旧不动如山，无奈之下，卢志只能放弃洛阳，孤军北上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卢志非常清楚，自己将要面对什么结局，可他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决心要走到底。
太安三年的二月丁未，卢志率八万北军抵达邺城。张方率军九万列阵在前，苟晞率兵一万追袭在后，西军以骑兵为主，以逸待劳，平原作战，兵力还有优势，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。两军大战于漳南，不过历时一日，卢志惨败，西军前后夹击，来回穿凿，打到最后，石超、应詹、公师藩等将领或被俘，或战死。被踩踏溺水之人多以万计，剩余兵卒一时束手，仅有卢志、汲桑等少数数千人得以逃出战场。
司马颖在铜雀台上目睹这一结局，堪称魂飞魄散，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。当即与孟玖及其母程太妃北逃出城，他这一逃，余部也没了办法，只能跟着开宫投降。就这样，堂堂天下第二大都——邺城，就这般轻易地沦落于张方之手。
邺城之战可谓是影响深远，这一战过后，司马颖可谓威望丧尽，卢志十数载的苦心经营，就此毁于一旦。到三月时，司州诸郡，尽数向张方投降。冀州诸郡，也多有向张方投靠者。张方掌控下的征西军司，也由此一跃成为九州第一大势力，当真是风头无两。
中原也为之而震怖，王衍在占据兖州后，本打算继续进攻许昌。可在张方的军事威胁之下，即使坐拥十二万大军，也不敢有丝毫妄动。而没有了王衍的支援，刘乔与司马楙也不禁心生踌躇，再度放弃了对许昌的攻讦，退出自己的驻地。如此一来，祖逖在许昌的危机，竟因邺城之战而得救了。
但祖逖并没有就此感恩张方的想法，他反而意识到，这是一个重振朝廷威望的大好时机。他迅速做出决策，以天子名义，向青州都督司马炽下诏。以其为主帅，都督兖州、冀州、并州、幽州、平州五州之军，共同讨伐张方。同时他又以刘乔的表兄张辅，在西军之中担任重将为由，判定其等同乱党，免去刘乔豫州刺史一职，改任其弟祖约为豫州刺史。
祖逖的理由找得极好，张方如今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威胁，若再让他发展下去，焉有他人的活路？于是宁朔将军王浚、并州刺史司马腾、青州都督司马炽纷纷响应，上表声称愿意出兵。而祖逖对刘乔的免职，各方势力更无可指责，事实如此，为了服从大局，他们只能同意。与刘乔同盟的司马楙虽心有不甘，也不愿触这个霉头，唯有坐视祖逖收回在豫州的权力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司马颖、卢志此时流亡至赵郡邯郸，在汲桑石勒的帮助下暂得安身。司马颖对汲桑感恩至极，便任命其为冀州刺史，石勒为赵郡太守，收拢冀州残余势力，以邯郸为据点，重新抵抗张方。
与此同时，匈奴刘渊也趁乱逃离邺城，返回到西河郡左国城内，与其子刘聪汇合。他一面召集部众，集结兵力，一面趁此时机，向朝廷上表。表文中声称，张方之恶，其罪滔天，恨绝古今，当为天下之所不容。他将率领五部匈奴南下勤王，进攻平阳、河东两郡，直奔弘农，以切断张方与关西之间的联系，朝廷自然应允。
各方势力之中，仅有兖州王衍的态度不明。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张方俨然在关东卷起空前的巨浪。形势并没有因司马颙之死而变得明朗，恰恰相反，经此一战，天下再没有任何一人，能够像此前的成都王一般，享有绝对的权威，更像是进入了全面逐鹿的年代。
而这距离张方出关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而已。
（太安四年四月天下形势图）
刘羡身处西川，算是得到消息较晚的一方。他手上收到的战报中，仅有张方攻破邺城的消息，尚不知晓关东各方的反应。但对于他们大体的倾向，刘羡其实了然于心。
因此，阅罢郗鉴的情报后，他持信大笑，分享给众人道：“张方真痴儿也！狂妄自大，以至于愚！打洛阳就算了，他竟然还敢提兵去打邺城，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！若我所料不差，天下人必将群起而攻之，我北无忧矣！”
刘羡至此担忧尽去，全心全意地准备于南下之事。等到了四月乙巳（十二），李矩、刘沈等人各自就位，刘羡留数千兵力镇守巴西，便自梓潼拔营，正式进攻涪城。
涪城地处涪水南岸，巴蜀地理至此，几乎尽是平原，已不再有多少险要。前蜀汉大司马蒋琬以此地为幕府所在，便曾评价涪城说：“涪水陆四通，惟亟是应，若东西有虞，赴之不难。”意思是说，涪城四通八达，哪里出事都可以及时支援。换言之，这里无险可守，只可以作为运转中枢，而不可御敌。
刘羡以四万兵力渡过涪水后，当即四面包围此城，起土山围攻。李离自知城内缺少物资，兵力也远远少于刘羡，肯定无法长期坚守下去，仅仅是在城中拖延时日。等到第五日，他眼见汉中军土山即将合围，于是再次弃城突围而走，又丢下了千余具尸体。
得胜以后，刘羡抓获俘虏，得知李雄正于雒城固防的消息。他便调转攻势，分兵于刘沈，令其顺涪水南下广汉。广汉诸县见成都军连战连败，毫无抵抗之意，纷纷开城投降。
消息传播到犍为郡，犍为大族张氏家主张启，也就是前蜀汉车骑将军张翼之孙，率众积极响应刘羡。他以献礼设宴为名，先诛杀成都国犍为太守李溥，后出其不意地袭击位于南安的成都军，将犍为郡献给刘羡。
如此一来，刘羡麾下的势力已经扩张至七郡，兵力进一步扩张至六万。此消彼长之下，李雄的军力进一步衰落，仅剩下六万左右，几乎与刘羡持平，势力也仅仅局促在汉嘉、汶山、新都、蜀郡四郡。若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这个刚建国不到半年的新兴势力，似乎已经岌岌可危，覆手可灭了。
此前之所以选择在梓潼稍作休整，主要还是两个原因。一是剑阁一战后，刘羡需要时间来消化战果。新抓获的俘虏需要安置，新获得的土地也需要安排官员治理，新征辟的士子也需要时间来相互熟悉，这些都需要时间。二来是李离虽然打了一个败仗，但是兵力优势仍然明显，而自己的统治尚不牢固，继续强行进攻，一旦打一个败仗，就可能把此前的战果再吐出来。
但在老君山一行后，刘羡意识到，眼下的巴蜀与自己了解的大相径庭。他身为汉室后裔，当然有自己的优势与声望，可巴蜀的形势，却并不完全顺从于这一点。谁能想到呢？在晋室几十年的放纵之中，天师道的势力竟已膨胀到如此地步，凌驾于蜀地其余所有势力之上了。
先不说天师道到底有多少信徒，就看这些所谓的四十四治。说得好听一些，是天师道的四十四座教区。但说得现实一些，不就是四十四座可以藏兵的坞堡？数量几乎与益州的城池等同，更别说还有其余小型的分治。这些道观建立在深山之中，积蓄有粮食兵器，攻打的难度较一般城池还大，一旦作乱起来，根本不是短时间能够平定的。
但最难办的，还是信仰上的问题。
人世苦难，一个人总是难于面对，故而需要精神上的寄托，也便是信仰。天师道这套精明的种民仙堂末世话术，就是给了这种寄托，让人相信死后会获得快乐，这是全然无法辩论的。这点决定了刘羡无法消灭天师道，只能设法控制天师道。
而就目前来看，刘羡并没有与天师道等同的筹码。若等对方来谈条件的话，自己并不占优势。刘羡由此意识到，时间宝贵，必须要趁天师道做出决定前，尽可能地攻取领地，才可能化被动为主动。
为此，他下定决心，要在最短时间内搭建完新的政治体系。于是他做出如下人事调整决定：
抽调李矩南下巴西，为新任巴西太守，负责巴西郡内的安抚；而改立刘琨为梁州刺史，令其返回汉中，总揽梁州境内的民屯分地事宜；又以杨难敌为梁州都督，处置对北防御及刺探一事；以张光为梓潼太守，转运诸郡粮秣，稳固后勤；另以刘沈为益州刺史，与其余安乐公府幕僚南下，做接手新领土的准备。
对于新得诸县令长的任命，刘羡也迅速完成了筛选。他既任命安乐公府中的旧人，也任命此次新来投诚的巴蜀本地士子。但主要是把握两个原则：一是控制比例，使双方的比重在五五之间，相互平衡；二是为了杜绝串连，以相邻两县之间，县令不得有旧，确保公府的控制。
同时新设三县，既于梓潼郡重设白水县与江油县，加强对巴蜀险要的掌握；又于巴西郡设忠烈县，以此褒奖在本地坚守的汉军。
而对于新得的成都军俘虏，刘羡原本是打算将其分为数部，到新设的诸县中做工，或筑城立墙，或修缮道路，待巴蜀安定之后再遣散为民。但现在既然要大肆进攻，这个举措就不太适宜了。
刘羡思忖之后，只将部分老弱做如此处置。对于其余剩下的丁壮，则打散了直接补充进现有诸军之中。加上此时各地士族提供的人力，若能顺利整编完成，汉中军将由原本的三万五千余众，再次扩张至五万余众。
这其实是个颇为冒险的举措，毕竟按理来说，这些俘虏之中有不少是西夷老卒，对李雄的忠诚度较高，说不好会逃出去，泄露汉中军的情报。但刘羡既然准备进行快攻，也就顾不得许多了。胜利是最好建立认同感的方式，谨慎有时也会错失良机。
刘羡最大的担忧，还是不知道北面关中的情形。他此时几乎把所有的战兵都挪到了梓潼巴西，留在武都及汉中一带布防的，仅剩下三万屯田兵。看上去人数虽多，可战力不足。而此时距离张方率军出关东，也有四五个月了，若是张方在此时结束了在关东的战事，杀个回马枪南下，汉中军是存在被攻破可能的。
因此，刘羡迫切地需要得知北面的情报。他遣使于陈仓的郗鉴，令其即刻拟定一封关于关中近况的呈报。七日后，郗鉴快马送来呈报，向刘羡送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：张方攻破邺城！关东变天了！
这是大概发生在今年二月份的事情。
在元月之时，关东的局面还是无限倾向于司马颖的。随着王衍成功从卢志处分兵，自白马渡河，他以绝对的兵力优势成功击败兖州刺史王粹，继而挺进于陈留浚仪城中。此时他与刘乔、司马楙两军相互呼应，形成了三路夹攻之势，兵锋直指许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祖逖已经被逼入绝境，也许只需再过一个月，等三路兵马汇合于城下，他就可以去黄泉和孙秀、司马越作伴去了。
可令人万万没有料到的是，随着张方的再次入场，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在大部分人看来，刘羡去年在关中闹了那么一通，司马颙又刚刚遇害，这正式要休养生息的时候。张方理智的选择，必然要在关中稳定局面，而后对刘羡进行穷追猛打。可张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选择了尽起关中之兵，仅留三万人留守关中，自率十万军再次东出函谷关，兵锋直指洛阳。
此时的卢志刚刚为王衍所分兵，兵力仅仅能在洛阳固守。而此前急调的各州援兵尚未抵达，他只好向王衍发信求援，而王衍正在争权的关键时刻，哪里会理他？竟然将信件随手闲置，只当没有收到，也就不向卢志支援一兵一卒。
而张方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，当他探知河内防御一片空虚后，当即就做出了卢志最惧怕的选择——他仅留苟晞率万人防守侧翼，自率主力渡河北上，继而放弃一切辎重与粮道，轻兵急进邺城。这一路当真是狂飙突进，洛阳与邺城之间虽相隔八百里，但尽是平原，张方也不是怜惜士卒之人，仅仅花费五日，就抵达邺城城下。
此时邺城中仅剩下两万兵力，还是广平太守丁绍与征北参军邵续所练的新军。司马颖登上城头，见九万西军陈列城下，虎幡如云，可谓是肝胆俱裂。他本打算弃城而走，是丁绍强行劝下了成都王，说卢志事先已经调集了援军，这才勉强没有离开。
但如此仓促情况下，他们无法守大城，只能舍弃主城转守三台，并向卢志、王衍发信求援。张方见状，也没有猛攻三台的意思，入了邺城就开始烧杀抢掠，一如去年在洛阳故事。
面对如此形势，卢志试图再次联络王衍，一同率兵北上。可王衍依旧不动如山，无奈之下，卢志只能放弃洛阳，孤军北上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卢志非常清楚，自己将要面对什么结局，可他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决心要走到底。
太安三年的二月丁未，卢志率八万北军抵达邺城。张方率军九万列阵在前，苟晞率兵一万追袭在后，西军以骑兵为主，以逸待劳，平原作战，兵力还有优势，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。两军大战于漳南，不过历时一日，卢志惨败，西军前后夹击，来回穿凿，打到最后，石超、应詹、公师藩等将领或被俘，或战死。被踩踏溺水之人多以万计，剩余兵卒一时束手，仅有卢志、汲桑等少数数千人得以逃出战场。
司马颖在铜雀台上目睹这一结局，堪称魂飞魄散，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。当即与孟玖及其母程太妃北逃出城，他这一逃，余部也没了办法，只能跟着开宫投降。就这样，堂堂天下第二大都——邺城，就这般轻易地沦落于张方之手。
邺城之战可谓是影响深远，这一战过后，司马颖可谓威望丧尽，卢志十数载的苦心经营，就此毁于一旦。到三月时，司州诸郡，尽数向张方投降。冀州诸郡，也多有向张方投靠者。张方掌控下的征西军司，也由此一跃成为九州第一大势力，当真是风头无两。
中原也为之而震怖，王衍在占据兖州后，本打算继续进攻许昌。可在张方的军事威胁之下，即使坐拥十二万大军，也不敢有丝毫妄动。而没有了王衍的支援，刘乔与司马楙也不禁心生踌躇，再度放弃了对许昌的攻讦，退出自己的驻地。如此一来，祖逖在许昌的危机，竟因邺城之战而得救了。
但祖逖并没有就此感恩张方的想法，他反而意识到，这是一个重振朝廷威望的大好时机。他迅速做出决策，以天子名义，向青州都督司马炽下诏。以其为主帅，都督兖州、冀州、并州、幽州、平州五州之军，共同讨伐张方。同时他又以刘乔的表兄张辅，在西军之中担任重将为由，判定其等同乱党，免去刘乔豫州刺史一职，改任其弟祖约为豫州刺史。
祖逖的理由找得极好，张方如今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威胁，若再让他发展下去，焉有他人的活路？于是宁朔将军王浚、并州刺史司马腾、青州都督司马炽纷纷响应，上表声称愿意出兵。而祖逖对刘乔的免职，各方势力更无可指责，事实如此，为了服从大局，他们只能同意。与刘乔同盟的司马楙虽心有不甘，也不愿触这个霉头，唯有坐视祖逖收回在豫州的权力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司马颖、卢志此时流亡至赵郡邯郸，在汲桑石勒的帮助下暂得安身。司马颖对汲桑感恩至极，便任命其为冀州刺史，石勒为赵郡太守，收拢冀州残余势力，以邯郸为据点，重新抵抗张方。
与此同时，匈奴刘渊也趁乱逃离邺城，返回到西河郡左国城内，与其子刘聪汇合。他一面召集部众，集结兵力，一面趁此时机，向朝廷上表。表文中声称，张方之恶，其罪滔天，恨绝古今，当为天下之所不容。他将率领五部匈奴南下勤王，进攻平阳、河东两郡，直奔弘农，以切断张方与关西之间的联系，朝廷自然应允。
各方势力之中，仅有兖州王衍的态度不明。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张方俨然在关东卷起空前的巨浪。形势并没有因司马颙之死而变得明朗，恰恰相反，经此一战，天下再没有任何一人，能够像此前的成都王一般，享有绝对的权威，更像是进入了全面逐鹿的年代。
而这距离张方出关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而已。
（太安四年四月天下形势图）
刘羡身处西川，算是得到消息较晚的一方。他手上收到的战报中，仅有张方攻破邺城的消息，尚不知晓关东各方的反应。但对于他们大体的倾向，刘羡其实了然于心。
因此，阅罢郗鉴的情报后，他持信大笑，分享给众人道：“张方真痴儿也！狂妄自大，以至于愚！打洛阳就算了，他竟然还敢提兵去打邺城，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！若我所料不差，天下人必将群起而攻之，我北无忧矣！”
刘羡至此担忧尽去，全心全意地准备于南下之事。等到了四月乙巳（十二），李矩、刘沈等人各自就位，刘羡留数千兵力镇守巴西，便自梓潼拔营，正式进攻涪城。
涪城地处涪水南岸，巴蜀地理至此，几乎尽是平原，已不再有多少险要。前蜀汉大司马蒋琬以此地为幕府所在，便曾评价涪城说：“涪水陆四通，惟亟是应，若东西有虞，赴之不难。”意思是说，涪城四通八达，哪里出事都可以及时支援。换言之，这里无险可守，只可以作为运转中枢，而不可御敌。
刘羡以四万兵力渡过涪水后，当即四面包围此城，起土山围攻。李离自知城内缺少物资，兵力也远远少于刘羡，肯定无法长期坚守下去，仅仅是在城中拖延时日。等到第五日，他眼见汉中军土山即将合围，于是再次弃城突围而走，又丢下了千余具尸体。
得胜以后，刘羡抓获俘虏，得知李雄正于雒城固防的消息。他便调转攻势，分兵于刘沈，令其顺涪水南下广汉。广汉诸县见成都军连战连败，毫无抵抗之意，纷纷开城投降。
消息传播到犍为郡，犍为大族张氏家主张启，也就是前蜀汉车骑将军张翼之孙，率众积极响应刘羡。他以献礼设宴为名，先诛杀成都国犍为太守李溥，后出其不意地袭击位于南安的成都军，将犍为郡献给刘羡。
如此一来，刘羡麾下的势力已经扩张至七郡，兵力进一步扩张至六万。此消彼长之下，李雄的军力进一步衰落，仅剩下六万左右，几乎与刘羡持平，势力也仅仅局促在汉嘉、汶山、新都、蜀郡四郡。若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这个刚建国不到半年的新兴势力，似乎已经岌岌可危，覆手可灭了。